（廉政图书读后感）

　　从原始公社解体，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财富之日起；从社会管理体系形成即有了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官员起；贪与廉，就贯穿始终。
　　尧舜时代，尧帝曾发布“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址”，告诫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清正廉明即可升迁。这可能是中国廉政思想的最初萌芽。《周礼•天官冢宰》中关于如何考察和任用官吏的六条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条标准都离不开一个“廉”字，体现出“廉”为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此后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廉政的倡导，“清正廉明”、“吏治清廉”一直是从政者的主要行为规范。
　　而后来的孔子、孟子等儒学大家，更是廉政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是为政者要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洁，不以权谋私，为民做出榜样。孔子强调了为政必须自己先正，要正己，才能正人。自己正了，才能管理或影响别人。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则是孔子认为一个人必须终身信守的八德。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洁”、“廉平、”、“廉正”、“廉直”、“廉谨”等，都是反复强调的主要道德准则。所谓“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耻，立人之大节”等，俯拾皆是。
　　而历代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更是把廉洁作为选拔任用人才的重要标准。在未推行科举考试的汉代，“举孝廉”是重要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唐开科举之后的历朝历代，要求官员廉洁都为历代皇帝孜孜以求。“为臣贪，必丧其身”，唐太宗如此告诫群臣说：“大丈夫岂得苛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并要百官“深思此言”。他还打比方说，鸟栖于林，鱼藏于水，还是被人捉拿，都是它们贪吃诱饵的缘故。“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劝谕官员不要因贪图钱财而毁了身家性命。明太祖朱元璋告诫百官：“诸衙门官到任，朕常开谕：无作是非，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以德助朕，为民造福，立名于天地之间千万年不朽，永为贤称。”而康熙皇帝最为直白：“尔等为官，以清廉为第一。为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以祀，岂非盛事？盖百姓虽愚，而实难欺，官员是非贤不肖，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毁誉。尔等各宜自勉。”从唐太宗到康熙皇帝，都是告诫官员要爱惜自己的名声，不要贪污，搞得自己身败名裂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不仅如此，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名臣、名士、大知识份子，都把“廉”、“俭”作为教育子孙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之一，如六朝时代的颜之推教育子孙的《颜氏家训》，宋代朱熹的《治家格言》等等。宋代名臣司马光《训俭示廉》的家训，教育儿子：“俭，德之兴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室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司马光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可惜这话只对自己子孙说了而没有对皇帝说，“侈，恶之大也”。可以说，贪图奢侈是贪腐之源，是恶中之恶，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历史数千年治乱循环的规律。人，不管是皇帝，还是平民，都欲壑难填。所谓腐败，正是缘于官家——包括皇室家族和各级官吏对物质财富无止境的追求，即所谓“侈”。清代的大贪官、拥有财富占当时全国岁入三分之二的和珅，说到底，也就是追求奢侈享乐，而把自己送上断头台的。也可以说，历代王朝，也都是皇室家族和各级官吏合谋，如此这般葬送自己的王朝的。
　　从秦以后至清，每一个王朝立国之初，都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税收有度，爱惜民力，藏富于民，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物质财富的丰富，叫做“中兴”或者“盛世”。而盛世之后，统治者们从最高统治者——皇室家族，直到下面的管理人员各级官吏，就开始追求享乐，醉生梦死，以尽可能攫取更多的财富为追求，从而苛税无穷，敲骨吸髓，贪腐遍地，无官不贪，无吏不墨，从没想到还要为最底层做工的、务农的民众分一杯羹。而最高统治者和各级官员，此时可能还沉浸在“盛世”的虚幻中，心中还在想着维持至万世甚至于无穷世。尽管有极少数官员谨守清廉，然而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直至民不聊生，遍地怒火，民众揭竿而起，终结一个王朝，重起炉灶，换一个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也换来几十年或上百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又是故态复萌，如此循环往复。二十四史多至二十四，就是明证。
　　明乎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党中央提出的厉行节俭禁止铺张浪费有关禁令,和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宁不惧乎？(滕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