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汉英，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位扎根于农村最基层的村委会主任，为了解决一起发生于本村的民事纠纷，遭歹徒袭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没有可以向世人炫耀的荣誉。然而，他穷一生心力，向村民献出了无私的爱；他用一言一行，在村民心中树立起一座朴实无华的丰碑，塑造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形象。
1996年8月25日清晨6时，常州市郊区五星乡汤家村段的外环路上，成百上千的村民缓缓地从一条条村中的小道汇聚而来。黄发垂髫的稚儿牵着妈妈的手来了，白发皓首的老者颤魏巍地来了，他们默默地伫立着，要为他们尊敬的村主任袁汉英送行。
87岁的村民陈桂红让人背着来了；84岁的包盘秀拄着拐杖从一公里外的小黄家村走来了；还有一位老人，已不能走动，让孙子用三轮车把她拉来了，她们在村主任的遗像前鞠躬再鞠躬：“汉英，你走好，我们走不动了，不能到殡仪馆去看你了，再看一次你的照片吧……”
开往殡仪馆的车来了，人群像潮水一般地涌了过去，原计划5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自发地来了2000多人。泪在流，人在挤，他们争着要到殡仪馆再看一看他们的老主任。车子太少了，实在装不下这么多人，村民陈雨珍13岁的儿子抓住车门苦苦哀求:“让我去吧，我早上4点钟就起来了，伯伯对我们太好了，让我看看吧。”76岁的巢继早，这位满头白发的老汉，原汤家大队野田袁家塘村民小组的队长，袁汉英的入党介绍人，找到记者：“听说你们来了，我要跟你们讲讲汉英。”然而当记者把话筒放在他面前时，他竟用那树枝般的手捂住脸，像孩子般失声痛哭起来。一行行浊泪从他的手指间流出来。很久很久，他只哽咽着说了一句话：“汉英他没变，他还像在我手下当副队长那时一样。”他驼着背被人扶上汽车：“我要去送送我的兄弟。”
还有一位不知名的村妇，在数千名肃穆的村民围成的人丛中，“扑嗵”一声跪下了。她要以这种古老的礼节，向逝者表达她的崇敬。额头与地撞击，一声一声又一声，震荡了那几乎凝固的空气，字字句句，含泪带血：“走好，你走好。”
虽有千万人，吾往矣。作为一名普通人，袁汉英或许没有这样的豪情。但作为一名村民委员会主任，又兼任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他只是觉得他有义务去处理村民来报的每一件纠纷。虽然那天晚上他刚处理完一起民事纠纷才回到家，刚端在手里的一碗饭还没吃完，但他还是扔下饭碗，抓起一把手电筒就出去了……
8月21日晚8时许，郊区五星乡汤家村野田袁家塘村民小组的袁伟龙骑车回家。村道上，他与迎面而来的一辆三轮车上的人——几个暂住该村的邳州打工仔发生了纠纷。争吵中，打工仔将他打倒在地。袁伟龙爬起来就向前方百米处的袁汉英家奔去。袁汉英一听说村民发生纠纷，不顾自己的病体，安顿好刚动了手术还躺在床上的老伴，穿着背心，拖着拖鞋，随袁伟龙赶往出事地点。
谁都没想到，这帮丧心病狂的歹徒此时已暗藏杀机，其中一人从附近喊来几个帮凶。袁汉英本想带他们到村委处理，还没走到外环路上，他们竟突下杀手。袁伟龙和一名联防队员被打倒在地，凶犯趁袁汉英不备，用铁管和砖头猛砸他的头和脸部。袁汉英甚至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倒了下去，鲜血染红了他日夜走过的石板路……
英雄去了！一行行思念的热泪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关心群众、一心为公的共产党干部的崇敬之情。英雄的一生，让人们看到了这个社会奋发向上的正气。
村民眼里的村主任
五星乡汤家村的村民怎么也不肯相信，全村尊敬的村主任竟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汤家村的男女老少为他们失去一位古道热肠、一身正气的好领导而痛哭失声。五天中，记者三次前往汤家村，一次次为村民们那含泪的诉说感动不已——
村妇周惠娟，一位普通而不幸的女子。8月21 日闻知村主任遇难后，她从同济医院“逃”了出来，在袁汉英的灵前哭了半天。今年初，她在外环路上遇到车祸，受惊吓而一度精神失常，是袁汉英将她送到医院，又屡次带钱带物去看望她。
有谁能相信，別人家种的菜留着卖，而袁汉英却将自家种的菜挑了送给家庭条件差的村民。有谁能相信，为了让村民挑水浇秧省点力，袁汉英竟会把自家的半亩自留地让出来无偿地给村民挖了条水渠。还有谁能相信，自己的楼房可以停工不造，却把水泥拖去送给一位急需水泥造房、但毫不沾亲带故的村民？可这一切，就是袁汉英这几十年内做的！巢国梁，这位40多岁的汉子，只要一提到袁汉英就放声痛哭。8月23日凌晨4点，他从睡梦中哭醒。家人问他怎么啦？他哭着说：“我忘不了主任啊！”他记得刚分田到户的时候，家中没钱买米了，孩子饿得嗷嗷叫，巢国梁心里那个急啊！袁汉英找到他说：“别愁了，我家里还有点钱，先拿去应应急吧。”1986年，巢国梁要造房子，又没钱了，还是袁汉英，为他到银行贷款5000元；房子造到节骨眼上，水泥不够了，袁汉英把自己准备造房的水泥给他送来了。
别人要袁汉英帮忙，只要不违反原则，他从来不拒绝，别人想不到找他帮忙的，他自己会找上门去。他处处想着别人，可唯独没想到他自己。老主任的点点滴滴，村民记忆犹新：冬天下大雪，只要一开门，汤家村的村民总会看到袁汉英一个人拿着一把铲子在铲雪。家家门前，条条村道，他这么一扫就是一二公里。村里铺下水道，管道该怎么铺，放在什么位置最好，怎样让每户人家都方便，袁汉英总是早就考虑了，施工人员铺到哪里他就跟到哪儿。骑车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坑，他就会停下车来，借把铲子，铲上泥石，垫平踩实。他家里装了电话后，他总是对村民说：“有事要打电话，尽管来，别不好意思。”有时他睡下了，村民不好意思敲门，袁汉英发觉后总会出来开门：“一个电话又没多长时间，打吧，没关系。”
村里的老人更难以忘记这位时时给他们带来欢乐和安慰的好主任。袁家塘39号一位老太太流着泪说：“汉英每天从我门口经过，总会笑着说：‘婆婆，饭吃过了吗，身体好吗？’”本村蒋产林夫妇相继患病，蒋产林还因癌症动过手术，一家人生活很困难。袁汉英为了这对夫妇的工作东奔西走，做通了两家单位的思想工作，给他们安排了工作，使他们有了一定的收入。年终分配时，袁汉英还特意找到蒋产林夫妇的单位，请领导分配时能多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袁汉英的这种精神让这两家单位领导大受感动，在分配时给予了大力的帮助。还有那位57岁的单身汉巢尧生，两年前，袁汉英将他介绍到村里的福利厂上班，逢年过节，袁汉英还自己拿点钱去看望他，平时还要为他送油送米。这位可怜的老汉，自己不善言辞，特意找到他的邻居，要他的邻居跟记者好好说说村主任为他所做的一切。41 岁的周留凤，身患糖尿病，在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但她已私自逃回家三趟了，只为要跟在汤家村采访的记者讲讲她心中的村主任。
汤家村失去了一位好人，更失去了一位两袖清风的好领导。村主任不是什么大官，却掌握着上千名村民切身利益的大权：批地基、调解邻里纠纷、负责村里的利益分配……袁汉英没有辜负手中这人民给予他的权力。当按规定批得地基的村民拎着礼品去感谢他时，他总是说：“你们造房子已经很难了，我要你们的东西心里能安吗?你们还是省点钱去买砖瓦吧。再说，该批的地基就得批，不该批的你们怎么说我也不能批。”村民巢国梁与袁汉英的关系很好，可今年巢国梁造辅房，超了面积，袁汉英还是按规定罚了3000元。袁汉英多次说：“国梁心里可能怨我，但这是原则。”袁汉英为村里的百姓办了各种各样的事，但他从未拿过别人一包烟。村民说袁汉英，你敬他一支烟，他要回敬你两支。他为别人的事出去打交道，总是自己掏烟敬人。村民陈雨珍说：“我家开了个修车铺，汉英经常来修车，但他从来不肯不付钱就走。偶尔实在推却不掉村民送给他的东西，他总会找机会给村民的小孩买点吃的、玩的，还过去……”
袁汉英对村里人这样，对村外人也是。在五星乡汤家村的辖地范围，常州有好几所大中专院校和单位建在那儿，这些单位因征地和袁汉英打过多次交道。江苏石油化工学院的领导这样说这位村主任：他这个人，别说请他吃饭，送他两条烟都不行。常州市一家科研单位建在汤家村，这家单位每天都要到村上去买菜，袁汉英总是亲自料理，该单位领导十分感激。一次当袁汉英再次送菜上门时，该单位领导执意要请客，袁汉英婉言谢绝。领导说那就吃顿便饭吧，袁汉英还是不肯。最后那位领导说那吃个盒饭总没问题了吧，袁汉英最后还是摆摆手走了。袁汉英不幸牺牲后，常州市原北郊中学的校长黄精达专门写了《我心目中的袁汉英同志》一文，读来令人泪下。老校长回忆了他与袁汉英数十年的交情：从分文好处不要帮学校建厂房，到老校长光荣退休后的彼此交往，在一位老知识分子的眼里，这位村委主任与众不同，值得敬佩：他忠厚，他善良，他正直……老校长的叙说让人们更深地理解了这位农村最基层组织的一位“小官”，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从15岁担任汤家大队野田袁家塘小队的出纳起，整整38年，袁汉英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村民们给他们的主任盖棺定论：他这一辈子，没做一件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袁汉英当大队长和村委主任也有十多年了，汤家村在他的带领下富了，成了郊区的明星村，家家户户都造起了新房。可他自己住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造的简易楼房。他的一对孪生儿子，那年已26岁，其中一个马上要结婚。别人跟他说：“汉英，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你怎么一点也不拎行情，你看看你儿子的房间像什么样子？”袁汉英对他说：“你到了我这个位置你就知道了，我哪有钱造新楼？”村民跟他开玩笑：“你也已经50多岁了，难道没听说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袁汉英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要是当村主任都像你说的那样，这个村还怎么办？”他把一切都献给了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自己两袖清风地走了。人们在清理袁汉英办公桌的遗物时，从他唯一上锁的抽屉里，发现了数十本破旧的笔记本和组织上授予他的荣誉证书，这是他几十年工作的见证。里面没有一包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仅有数十张袁汉英自己看病的发票和唯一用信封装好写着名字的550元钱，是托他转交村里一位老人的赡养费，他可能因事耽搁了一两天，而未能送出去。
袁汉英处处身先士卒，时刻发挥着一个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那年全郊区开展平坟工作，个别村民有抵触情绪，有的干部上门做工作被群众轰出了门。袁汉英想了想，带着一对孪生儿子，拿着三把铁锹，踏着积雪，第一个把自家三代五座坟平掉。群众没话说了，平坟还田顺利进行，汤家村的迁坟工作圆满完成。全村532余座坟头不见了，五亩良田郁郁葱葱地出现在汤家村的田野。
1995年下半年，袁汉英被查出得了糖尿病，在医生的“命令”下，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可是他白天“溜”回村里上班，晚上再回医院睡觉，因为护士晚上要查房。I996年，他已53岁了，是五星乡14个行政村中唯一超过50岁的村主任，按规定早可以退下来了，但汤家村的村民离不开这位村主任，离不开这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袁汉英服从组织决定，仍在村里工作。村民们说，只要汉英出面，村里没有解决不了的民事纠纷，他能把哭的人说笑，不管有多大的火气都能说得你心情舒畅。村民们白天找他，晚上还要去他家里找他。只要村民不走，哪怕坐到晚上12点，袁汉英也不会说一个烦字。家人有时劝他晚上不要出去，他却说：“村民来找我，是看得起我，再说，这也是我的责任。”袁汉英做调解工作从来都不发火，遇到发火的人，他的方法是冷处理。1992年，外地人巢某承包了一个河塘养鱼，附近的村民经常去钓鱼，却不付钱。巢某几次相劝无效，气愤不过，便与几个村民争吵相骂。哀汉英赶到时，村民正要“教训”巢某，他见机一把将巢某拉到身后，对本村人进行严厉的批评。村民见他如此，责怪他吃里爬外，七嘴八舌地对他围攻。他走到村民们中间，开始他的调解工作：“如果是你们其的一位，承包这个鱼塘，别人不出钱就来钓鱼，你们会怎么想？”一番入情入理的话语让所有人哑口无言。从此，鱼塘边再也没出现过争吵的场面。他担任调解主任六年来，化解了400余起民事纠纷，其中较大纠纷100余起，有效地防止了15起纠纷激化。
六年中，汤家村调解委员会在郊区第一批获省司法厅颁发的标准化调委会合格证，1995年5月又被常州市人民政府授予1991年至1994年度先进集体称号。六年了，汤家村，这个有着14个村民小组1960余人的五星乡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刑事案件发案率为零，袁汉英用滴滴汗水维护了一方平安。袁汉英牺牲后，遗物中有30本日记，其中大部分是调解工作的记录。这些记录，有的几行，有的只有几个字，可每段文字背后都有着一段曲折。1992年，村民陈国平对陈志平建房有意见，双方你建我拆；互不相让。此事虽然经法院判决，仍未彻底达成协议，冲突很可能升级。袁汉英多次调解，还专门找陈国平妻子工作单位的领导协调此事，帮助两家达成了协议。按理说，事情做到这个份上已经不容易了，可袁汉英为了防止纠纷反复，干脆从吃了午饭起就守在造房现场，直到天黑了，上好楼板，打好腰箍，才放心地离开。
袁汉英离开了我们，他殉职的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1996年 8月28 日，司法部部长肖扬在登载袁汉英殉职情况的《值班报告》 上批示：人民调解员在“严打”期间牺牲几名了，我们为这些同志的壮烈牺牲而悲痛，也为犯罪分子的顶风作案而愤慨。望会同宣传司办公厅迅速组织宣传报道，动作要快，效果要好。不久，司法部作出决定，追授袁汉英“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称号，号召全国广大人民调解员和司法干警向袁汉英学习，学习他忠于党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清正廉洁的一身正气、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要以袁汉英为榜样，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扎实工作，开拓进取，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定、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其后，江苏省司法厅、常州市司法局、民政局分别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司法干警和调解工作者向袁汉英学习。省司法厅还追授袁汉英“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先进个人一等奖”。《法制日报》、《新华日报》、《常州日报》等宣传报导了他的事迹。1997年4月1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汉英为革命烈士。
袁汉英被害后，常州市郊区警方立即组织追捕凶犯。在初步掌握线索后，于8月22 日中午派出四名干警赶往邳州，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经过四天四夜的调查，终于将疑犯抓获。
妻子眼里的丈夫
袁汉英离开他热爱的村民和亲人已经三年了。记者再次来到袁汉英的家。房还是那幢房，家还是那样的家，一如袁汉英牺牲前的模样，没有丝毫的改变。唯一的变化是，54岁的发妻吴传珍老多了,两个儿子则更成熟了。老大袁俊已经娶妻生子。回忆起老伴,吴传珍更多的则是伤心：如果汉英还在，他已经做了爷爷了。
在妻子吴传珍的眼里，对这个家，汉英是不称职的：我和汉英是苦过来的，说真的，真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如今的这幢楼，是1984年开始造的。那个时候，汉英已经当了大队长，别的村里的村干部家的房子都造得一家比一家好，可我们家连做墙基的砖都舍不得花钱买。为了造房，我把自己的亲亲眷眷都请过来，一起到马公桥那边垃圾场去捡碎砖头。房子造到一层就没钱了，连顶都没能结好。我和汉英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后，等两个孩子睡着了，再将黄砂水泥石子抬上去，夫妻俩当瓦工，终于把楼顶盖上了。后来过了两年，经济条件稍好了一点，才又加了一层。汉英是个老实人，为别人，他什么都肯干，什么忙都肯帮，只要不违反原则。就是自家的事不肯麻烦别人，因为没钱，连墙都是空心的，如今一打就是一个洞，连装修都不好搞。
吴传珍清楚地记得：当初造这间两层楼房时，做窗子的木头没有了，四五个木匠在家里等木料。我去喊汉英买木料。没想到他竟说，让木匠等着，自家的事不急，我正在处理别人的纠纷呢！房子上梁时，我对他说，汉英，造房子时你一直不在家，今天要上梁了，你就在家里呆一天吧。他当时满口答应。可等晚上我下班回到家，木匠却对我说，你前脚出门，他后脚就到村委去了。家里人少地多，每年莳秧季节，亲亲眷眷都来帮着莳秧，但他从来没下过地，偶尔去一下，很快就走了。他去干啥？到别人家的田埂上去转，指导别人莳秧。我有时跟他说，都已经分田到户了，你还老操心着别人干啥？汉英他总是说，我是农技员啊!白天指导别人莳秧，晚上他还要到队部去广播:要买化肥啦，要撒药水啦……
对这个家，汉英是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但妻子仍在说:我理解他，我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他也难啊！他的外甥女嫁到常州市区，生了孩子后想回汤家村造房子。外甥女求舅舅通融一下，汉英的姐姐也出面说情，但汉英就是不同意。我也很不好意思，觉得他死板，他手里又不是没这个权。但后来我还是很谅解他的。汉英一提起这件事就对我说：我对不住外甥女，但这个口子不能开啊，以后，你也回来造房子，他也要回来造房子，村里的地本来就少，这样一来，不是所有的地都要被占了？我这个村主任，自己歪了，以后还怎么去说服人家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心里总想别人，对自己和自家人，总是将原则摆在前面。
出事那年，他患了糖尿病，外甥女婿到医院去看望他，却不见他的人影。问医生，医生也不知道。外甥女婿只好回家，到家一看，人在村委里了。这次住院不过半个月，汉英竟然“私自”回家数次，和新的村委书记谈工作，一谈就要谈到深夜1点多。那天从医院里逃回来，浑身无力，正坐在沙发上休息。晚上村民国民急匆匆地赶来了，他的妻子过马路时被车撞了，国民要守着肇事司机，没法送妻子去医院。我把这事跟汉英一讲，叫他去看看就来，他满口答应,但回来时天都黑透了，原来他亲自将国民的老婆送到了医院。就因为得了糖尿病，他不能多吃，每天从村委回来常常会饿得发抖。但如果一有人来找他，他急匆匆拿起两个面包，毫不迟疑地就走。就在汉英出事的那一天，早上，雨就一直下个不停，汉英不放心村上地里的青菜，天一亮就起了床，吃过早饭就出了门，然后挨家挨户到责任田里去看。8点多到村委会，发现阳台上积水，他便一个人爬上房顶，用手将下水道里的脏东西扒了出来，全身淋了个透湿。我还以为他会回家换衣服的，谁知怎么等都不回来。原来9点过后天一晴，他又与协管员赶到邹区买水泥管了。中午12点回到家吃饭，我看他的脸都累得发白了，一点血色都没有。刚吃过饭不久，村民陈子才来找他处理一起建房纠纷。晚上6点回家，这时家中已有两三拨人在等他。等他将这些事情处理好，已是晚上8点半。伟龙来叫他去调解纠纷，那时我正躺在床上，他出门的时候，我喊了一声：汉英啊，要早点回来啊！还叫儿子烧好洗澡水等着。可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汉英出事那年的6月，我因椎间盘突出做了移位手术，躺在床上无法挪动，这期间他上班没迟到过一次，下班没早回家过一分钟。上班时他把我锁在家里，直到中午吃饭时才匆匆赶回家照料一番，弄一点饭，简单地吃吃。我没有一句怨言，他何时顾过自己的家？但我理解他，特别是他生了糖尿病以后就更理解了，他也不容易啊。村里的事多，不管什么时候，都有村里人来找他。他常说，别人来找你，肯定家中的事情已经很急了，怎么能不去呢？所以家里的活，一般都是我干。平时汉英一心放在工作上，即使在家也不知道怎样干家务。我住到医院里还没动手术，家里的鸭已经饿死了，饿疯了的狗将床单也咬破了，麦子也烂掉了。我动手术的那天，他到医院陪了我一夜，后来我见他晚上去医院，白天还要在村里忙，就叫他不要来。他不好意思了，把所有的亲亲眷眷都叫了来，仔仔细细地安排了一张“值班表”，每晚谁“值班”照顾我都考虑得妥妥帖帖。一天，我随手把“值班表”拿过来一看，发现他自己竟不在里面。
回忆起丈夫，有怨有恨，但更多的是无穷的思念，是酸楚中的甜蜜：他对我一直很好，他的心好透了。我知道他身体不好，队里的事确实忙。时吃晚饭时，他刚到家，要找他的人已在我家候他了。我生病后在床上几个月不能动，汉英怕我一个人躺在家里心中烦，更担心我长时间照不到阳光对身体不好，每天都要把门板卸下来，把我背出去晒太阳。我躺在床上，家里的自留地没人管了，房屋四周的草长满了，他每天从村委回来，嘴里总是很“客气”：辛苦了，辛苦了。然后是不管多么晚，也不管天气是好是坏，他总要到自留地里，到屋前屋后去拔一会儿草。我叫他别拔，他总是说，拔掉一把也是一把。
儿子眼中的父亲
父亲离开这个家已三年了，但对父亲的记忆却依然清晰地烙在儿子的心头。打从小时候起，父亲的 “原则”和“古板”就被他们兄弟联结在一起，几乎成了一对近义词。这一对孪生儿子从小就上同一所学校，在一个班上读书。每天放学回家，就是听父亲的“啰嗦”：要学好，不要拿别人东西，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更不能做违法的事……直到把两个儿子说到头痛。老大袁俊至今还记得十年前的一件事。那时，他刚工作，在江苏石油化工学院的食堂里当厨师。有一天，食堂里给每个员工发了一点肉骨头，那是当天烧菜多下来的。这种事情经常有，也算是一点小福利。可当晚，父亲就指着桌上的肉骨头一个劲地问袁俊，这是哪儿来的？儿子说是食堂发的，但袁汉英就是不相信。又说，即使是食堂里发的也不能拿，不能揩公家的油。袁俊说，当时我的头也被他说大了，心里着实有点火，这东西又不是我偷的，再说大家都有。一赌气，后来食堂里发任何东西，我都不拿。有时即使拿了也不带回家，到半路上就送了人。
如今，儿子成熟了，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袁俊说，父亲的教导，让我学会怎样做一个老实的人，一个本分的人，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如今，在食堂一工作就是十年，领导一直很信任，原先我只是一个烧烧饭的厨师，现在领导让我专门跑采购。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个肥差，但在我看来，做什么活都必须本本分分，清清白白。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说，做人不要斤斤计较，不要为自己个人的一点得失耿耿于怀，现在我越来越能理解父亲的话了，常常把父亲的话讲给爱人听。回忆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小气”和 “古板”。父亲出事的前一年，我正准备结婚。照理，总要把新房稍微装修一下。我也不要多，父母帮着出个万把块钱就行了。我想，父亲已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当村主任也有了七八年，手头总有点钱的，没想到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按照我的要求进行装修。我和父亲闹别扭，父亲没办法，请外甥女婿来调解。我争不过父亲，还是按他的办法进行装修，地上用的是水磨石，墙上涂的是乳胶白漆，天花板做得更差，两年不到，白漆掉下来了，石膏也断裂了。记得施工时突然少了几平方米的塑扣板，这种东西常州也有，但那时常州的东西比较贵，父亲就骑着摩托车赶到无锡去买。记得是下午3点多钟去的，那天的日头好毒啊。父亲直到晚上7 点钟才回来。我现在明白了，父亲那时不是“小气”，他实在没钱啊。他虽然在村里干了这么多年，但他什么时候为自己考虑过？为别人去调解，为别人出门办事，他还要自己带烟。记得那时候，他口袋里总有两包烟，一包是“红河”，一包是“红塔山”，好烟敬别人，“红河”留着自己抽。父亲的古板几乎到了让别人下不了台的地步：别人为感谢他，偶尔送点礼给他，如果别人不听他的劝说把礼收回去，他还要发火。记得那年，同村的谈东青为感谢他，买了一条猪腿让老婆送过来。人家拎着猪腿上了三次门，父亲“命令”母亲退了三次。最后一次拎着猪腿退回去的时候，谈家的狗还把母亲的脚给咬伤了。这样，谈东青才不好意思地收回了猪腿。
那个时候，我们不理解父亲，但如今觉得，父亲所给予我们的，是一笔巨大的真正的精神财富。父亲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言行仍然影响着我们今天为人处世，他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精神守望者和路标。
袁汉英走了，离开了他所热爱的这一片土地，离开了他所惦念的村民和家。一位伟人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在汤家村的田间，在村边河畔，不管问起哪个村民，他们仍会含着热泪，向你诉说着汤家村曾经有这样一位好领导。追寻袁汉英的人生轨迹，我们深刻感受到一位老村委主任、一位民事调解主任德高望重的人格力量，感受到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给我们的精神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