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炼，字纯甫，明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进士，始任溧阳县令，著有《青霞集》流传于世。明朝名士徐渭评价沈炼，称为“四奇”：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谪斥为民，以憨奇。
　　沈炼为官清廉，颇著政绩，然秉性耿直，不畏权贵。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军进犯大同，八月东犯蓟镇，攻陷古北口，掳掠州县，威逼京城，史称“庚戌之变”。嘉靖帝召集文武百官商议退敌之策，从早晨到中午都没有人发言。退朝时，只有国子监司业赵贞吉一人出言主战，时任锦衣卫经历的沈炼站了出来，公开支持赵贞吉的意见，让在场官员们很下不来台。吏部尚书夏邦谟斥责曰：“小吏安得上书？”沈炼毫不畏惧：“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慷慨激昂，掷地有声。
　　沈炼所处的时代，正是嘉靖专心修道、严嵩擅专国政期间，严嵩作为首辅，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以致当时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大明国势日益凋敝。目睹这一切的沈炼如坐针毡，因为他已看清楚，罪魁祸首正是严嵩集团。但沈炼深知个人力量太渺小，也许只有献出生命，才能惊醒沉睡在人心中的良知。于是，沈炼决定上疏死劾严嵩。嘉靖三十年(1551年)那个下雪的除夕，在其他所有大臣红彤彤拜年奏折堆中，嘉靖皇帝看到了沈炼的唯一一份黑色封皮奏折。
　　沈炼奏疏中说，“自嵩用事，贿赂者得居高位，清高者却尽遭排挤。以致天下视‘守法度’为迂疏，视‘巧弥缝’为才能。视‘正直不阿’为矫激，视‘阿谀钻营’为练事”。所以严党日渐势大，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不可明哲保身，沈炼就是要用生命来表达他的愤怒，来呼唤人们心底的正义，知道必死无疑，还会累及亲友，他依然慷慨而行。在儒家思想中，这种行为的专有名词，叫作“虽千万人吾往矣”、“明知不可而为之”。
　　所谓死劾，不见于《大明律》任何一条，亦从未有官方的承认，这是身处弱势的弹劾者以生命为赌注的攻击。死劾的对象，往往是那种一言足以定生死的大人物，死劾的内容，往往也能致大人物于死地。沈炼在奏折中列举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等十条罪状，证据确凿，字字如刀。然而被触怒的嘉靖皇帝下诏说，沈炼去年在金殿吵闹，不注意作为人臣的礼仪，现在又想通过诬告诋毁大臣来获取名声，责令对他廷杖五十，削官贬于保安（今山西志丹县）为民。
　　沈炼在保安种田，受其人格魅力影响，州城北关的一个商人主动腾出房屋让他居住，里长帮助沈炼解决柴米。沈炼日常同群众谈论忠义大节之事，也写壮怀激烈的诗篇。“沙塞黄花带雪开，谪臣中酒坐徘徊。睢阳骂敌心偏壮，上国思君意未灰。南北风尘常按剑，乾坤气序更含杯。醉醒数把春秋看，还有程婴救赵来”。位卑依然忧国，胸中正气不灭，这首《塞上感怀》正是当时沈炼的真实写照。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兵部侍郎、宣大总督杨顺与蒙古族鞑靼部落交战，丢失城池40余座，杨顺却杀害一批躲避战争的无辜居民来谎报军功。沈炼访知此事，给杨顺寄诗责问他：“杀良献首古来无，解道功成万骨枯。白草黄沙风雨狂，冤魂多少觅头颅”。因而深遭杨顺忌恨。同年，在严嵩的授意下，杨顺给沈炼安上了白莲教叛乱的罪名，沈炼被斩于宣府，长子沈襄充军，次子、三子被杀。
　　沈炼遇害，对他亦师亦友的上司、锦衣卫指挥使陆炳自始至终没敢站出来阻止，他心中不平却无能为力。但是，打心底发出的惭愧，使得陆炳的态度开始动摇，最终与次辅徐阶结成“倒严”同盟，并最终导致了严党的覆灭。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党被劾，严嵩削职，其子严世蕃处死。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官方为沈炼平反昭雪，追赠光禄少卿，并在保安卫（今怀来县新保安镇）西街为他建立了祠堂，谥号忠愍。沈炼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敢于独自挑战当时所谓“正常”的官场规则，以致无辜遇害，蒙冤十年，然而历史自会铭记正义良知与丑陋邪恶。正是：天地有正气，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曹黎明 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