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文化长期主导中国社会的中国历史上，交往之时相互送礼，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一个人应当通过馈赠礼物、互相问候、拜会访问等方式与其他人保持联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
　　《礼记》有言，“无礼，不相见也”。这个“礼”应该是“礼仪”，但是有礼物才有礼仪，如果亲友之间偶尔的拜访或者逢年过节上门不带礼物，那肯定是不懂规矩，也就不存在礼仪了。
　　中国既然是个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但是这种关系取向应该停留在道德层面。如果它衍射到官场、影响到社会公平时，危害就不可小觑。
　　明清时期流行“冰敬”和“碳敬”潜规则，就是夏季和冬季地方官给京中大臣的孝敬礼。
　　冰敬、炭敬以夏天送冰、冬天送炭为名，表面看起来是降温费和取暖费，其实是过节费。碳敬要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面装上银票。信封上还不直接写礼金数目，太俗，要拐弯兜圈子把数目暗示出来。写“梅花诗八韵”意味着内有银票八两。若写“四十贤人传一部”，就是四十两。四十两还有一种写法是“强仕”，语出《礼记》：“四十强而仕”。“大衍”，五十两，《周易》：“大衍之数五十”。“耳顺”，六十两，《论语》：“六十而耳顺”。明明是行贿，弄得跟猜脑筋急转弯一样。
　　《二续金陵琐事》中记载了明万历年间送礼的壮观场面：除夕前一天，周晖外出访客，至南京内桥，看到中城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人手捧食盒，竟使道路堵塞。何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节日送礼风气炽烈到如此地步，导致“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赵翼《廿二史札记》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不是没有道理的。
　　古人送礼覆盖面比较广，看门人、师爷都是必须送的，另外还有家人。1723年，江苏巡抚吴存礼被革职，其家人王国玺交代了一份送礼名单。在这份名单中，送工部尚书子沙碧汉560两、施世纶胞弟施世范200两、李中堂婿黄观光600两之类，显然这些人都是因为是高官的亲属才得到好处的。
　　如今逢年过节被拜访的主角，多数是单位“一把手”。因为“一把手”掌握了一锤定音的权力，权力更为集中。不能否认存在极少数官员确实把节日当作“创收”的手段，但是许多腐败的官员开始只是把别人上门送礼看作一种尊重、觉得“有面子”，一种个人社会地位和价值的体现。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曾这样为自己辩解：“逢年过节，总会有人前来表示一下心意，这些都是礼尚往来，怎么能认定是受贿呢？”亲属、朋友之间的礼物，确实能够“礼尚往来”，然而公事交往经常存在隶属、依附关系，这便“有来而无往”了。在下属给上司送礼，老板给官员送礼之时，上司、官员笑而纳之便是给了面子，何曾见过领导给下属还礼，更不用说官员与老板了。这人情从哪里还，自然是利用职务、权力在工作中给与便利。
　　人情一旦成了一种可以馈赠的社会资源，就不再单纯是“情感”。
　　有些人为了某种私利，急于向有关领导送礼行贿，但苦于不知底细，愁于送礼无门，于是选择春节等传统节日，以拜年等名义送上礼品、代币券。一般来说，重大节日送礼，方式平常而且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领导认为“上门都是客”，收下才是人之常情，不收难免“看不起人”，对其抵抗性“先天不足”，容易失去警惕。
　　一些人考虑到平时给有关领导送钱送物有贿赂之嫌，于是便挑选节日登门拜访，将贿赂说成是人情往来。他们使用一种长期的感情联系（投资）方式，每次礼物价值也许很低，其中耗费时间、心思却多，双方后来也不乏成为至交好友的。但就是在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交往中，少数领导逐渐混淆感情与法纪的界限，公事与私情的区别，行贿者得到了持续的、更多的回报。
　　如今年关将近，想起曾看过报道：一位县委书记为躲避过年时来势凶猛的拜年队伍，在自家的大门上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不收‘红包’，从我做起；不送‘红包’，从你做起。横批是：共树新风。语言朴实，却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令人击节赞叹。(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