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孟庙内有一块明代“官箴碑”，形制独特，呈四方形直柱，将为官者“仁、廉、公、勤”四箴言刻于石碑四面，为后人汲取和恪守仁爱、廉洁、公正、勤政的为官之道而立。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以“政德”深入审视政治生态，从孟庙官箴碑，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政德”的现实意义。

据宋代叶釐《爱日斋丛抄》记载，“仁廉公勤”官箴碑最早源于南宋著名政治家、理学家真德秀。嘉定十五年出任湖南安抚使，为整顿政风，勉励僚属而提出“抚民以仁”“律己以廉”“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的思想，后南宋诗人王迈在真德秀的基础上撰写了“仁廉公勤”四官箴，至明代万历年间，邹县知县梁州彦刻于碑上，立于县衙，后才被移于孟庙保存。

仁箴载：“古者于民饥溺，犹己饥溺。心诚求之，若保赤子。”意为对于百姓的疾苦，就像自己感同身受，用赤诚之心为百姓祈求上苍庇佑，就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仁是儒家官德思想的灵魂。仁即爱人，于为官者而言，即是爱民，以仁心为官，以诚爱护民。孟子“仁政”思想也认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推己及人的同理心和亲民之心正是仁箴所述之核心。春秋时期，齐国暴雪三日，哀鸿遍野，齐景公“披狐白之裘”而不觉寒冷，晏子谏言：“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提醒国君执政要体察民心，善待百姓。齐景公即刻安老助孤，赈灾救济。“仁”所强调的这种爱民之心，惠民之实，富民之举，利民之事，正是得民心之所在，也是为官精神的要义所在。

“廉”为四箴之重。廉箴有云：“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玷污，为终身之玷缺。”为官者的廉洁，如同女子贞洁，若有丝毫玷污，就会成为终身的污点缺憾。而《周礼》更是以“廉”统帅善、能、敬、正、法、辨“六事”，引得北宋文豪苏东坡敬仰传颂，专赋《六事廉为本赋》一文，以“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清风古今。东汉名臣杨赐出身“弘农杨氏”，祖父杨震、父亲杨秉均官至太尉。前有杨震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昭昭四知暮夜拒金，又有杨秉一生清廉，对酒、色、财“三不惑”，再有杨赐婉言劝诫帝王大兴土木、奢靡享乐。清白传家，一脉相承，用几代人“一鹤一琴”的清廉傍身和对正大光明的敬畏约束来影响世人。

公箴碑文提到“唯公生明,偏则生暗”的说法，有公正之尺才能有英明之举，否则便会徇私枉法。诚然，有英明之举才可使治下政通人和，井然有序。《励治撮要》记载：“做官不要钱，诚善矣。”官不可与民争利，“开诚心，布公道”，取义重于利，方成善官、好官。明朝有一个清官叫张昺，家里接连好几个月揭不开锅，孩子伸出手掌，亦嗔亦笑地问他：“清字怎么写？”“这个清字能换米么？”张昺听后，内心流露出一丝痛苦。当朝廷派都御史给灾区老百姓分救济粮时，张昺断然拒绝了一百两银子的赠与。他坦言，若是收了，便是与民争利，不如“授下户饥民粟以答其意”，这才是他愿意看到的。公是公正，为官者存心以公，最难的就是如何保持自己内心的光洁，节制私欲，用公正之尺去丈量法度，用浩然正气去匡扶正义。去私去偏，这是每一个为官者必须要修炼的心法。

有公正才能有廉明，有廉明才能有勤政的动力。勤箴碑文中载：“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丝与颗粟皆民力乎。尔供居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锦衣华服，青砖碧瓦，皆来自百姓辛勤劳作，若不勤勉于政，劳心于民，何来为官之义？取之于民而必利于民，勤勉政事而不懒惰懈怠，以人民之事无大小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事，每日自省自励，自然安然而卧。

古代官箴所传达出的一些理念和现今廉政建设有诸多契合点。“仁廉公勤”四官箴与当今“德能勤绩廉”干部考察五项标准不谋而合，皆反映出从古至今国家和人民对为官者的期望，更寄寓了我们对理想政治的向往。当然也不乏实践者，古有包青天铁面无私，苏琼悬瓜拒贿，今有焦裕禄甘为人民公仆，殚精竭虑，终一身死而万民哭。他们是为官者的楷模，有仁，有廉，有公，有勤,知行合一，修身正己，涵养着从政为官的道德境界。

新时代，党中央在《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到“要落实好干部标准，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改进考核方式方法，充分发挥考核对干部的激励鞭策作用。”无论是“仁廉公勤”，还是“德能勤绩廉”，都是完善干部考核制度的重要参考。选人用人只有“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只有干部自身修好“政德”，树好“正气”，才能取得干事创业的“真经”，才能谋得惠及民生的福祉。（杨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