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常州市中心的民元里壹号“五家”教育基地，收录着明清时期江南望族——毗陵庄氏的家训家规，连日来的阴雨使得游客稀少，潮湿的空气、石板上的青苔逼得游客只能放慢脚步，但也只有这般的宁静、从容，才能在这里细细品读一代大儒庄存与的故事。

庄存与（1719-1788），庄氏第十二世，字方耕，号养恬，清代著名经学大师，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乾隆十年（1745年）高中榜眼，授编修。历任湖北、浙江乡试主考官，会试副考官，提督湖南、直隶学政，内阁学士，以礼部左侍郎致仕。精通六经，尤长于《春秋》，提倡“今文经学”，发挥《公羊传》，宣扬《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开创今文经学派中的“常州学派”，所撰《春秋正辞》是清代“今文经学”最早的著作之一，也是“常州学派”的奠基之作，所著各书，后人汇为《味经斋遗书》，其学术思想提倡改良，对清代改良主义前驱思想家龚自珍和魏源影响深远，在晚清成为康梁维新变法的思想渊源。

初入官场，庄存与的耿直便给满朝文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京中担任侍讲官的某一天，乾隆亲自驾临文华殿与百官一起集体学习，讲习经史完毕，现场的官吏正在等待乾隆先起身离开。庄存与忽然奏告乾隆说讲的文章有错误，暗示理解有误，不应该这么讲。在场的官吏对庄存与这一“大逆不道”的举动大吃一惊，庄存与却丝毫没有在意他人的看法，径直捧着书本近前讲解，不受乾隆地位、权力的干扰，直抒己见，乾隆在感到好奇的同时驻足倾听，不一会便连连点头以示认同。

由于为人刚正不阿，乾隆二十一年（1756），庄存与奉命负责当年直隶境内满族和蒙古族童生考试。在此之前，诸如童生这样低级别的考试很多地方都是走走过场而已，没有人会当真，这也就给了考生徇私舞弊的机会。然而，让当年这批考生意想不到的是，今年的主考官庄存与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官员，考场上的纪律自然是相当严格。但是，这批考生的身份毕竟不一般——都是满族和蒙古族的考生，其中不乏某些权贵子弟，他们对庄存与所制定的考场纪律感到非常不满，而庄存与不畏权贵，依旧秉公执法，致使这批考生大闹了考场，最后只得乾隆皇帝亲自监考，并将参与徇私舞弊的四十余人谴回原籍，参军入伍，三人被发配边疆，一人被当场诛杀。

慢慢地，庄存与的学术造诣和正直作风在当时声名远播，他也受到了乾隆的提拔和重用，但依旧有心怀不轨的官员企图对他进行围猎。地担任浙江乡试主考官期间，浙江巡抚要以金银相送，庄存与坚辞不受，于是巡抚就拿出了一顶帽子送给他。庄存与以为是一顶普通的帽子，收下也无伤大雅，再加上同僚之谊便接受了这份“好意”。返程中路过山东，庄存与偶然间听到仆人们在谈论，说这顶帽子上镶嵌的全部是真珊瑚，价值千金。庄存与听后既惊又怒，吩咐仆人立即把这顶帽子连夜千里送回浙江，自己带着其余人马收拾行囊，义无反顾的离开了。

庄存与的清正品行与家族门风不无关系。据庄氏家谱记载，庄氏一世祖庄秀九偶然从废井中挖到大量白银元宝，他吓了一跳，连忙将这口井掩上。面对飞来横财，他坚持绝不私占。数年后，常州府发生大面积灾荒，秀九公引众人挖出元宝，全部用作百姓赈灾。

无独有偶，在庄氏后人中，庄赓良也是近代历史上有影响的廉吏，有着庄青天的美誉。他在湖南任职几十年，先后出任善化知县、衡永道、湖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并于宣统二年著名的长沙抢米风潮时，短期代理了湖南巡抚。但他为官清廉，以致于虽然在长沙为官多年，却没有多少积蓄，也未购置私宅，离任后子孙只能租住普通民房。

庄存与是家族“家学精湛、志在经世、善于施教、门风优雅、行操清峻”家风家学的受益者和践行者，同时也是发展者和弘扬者。

庄存与家学上承东林党人和唐荆川，下启魏源、龚自珍，倡经世致用之说，行社会改良之风，影响了晚清的思想、政治，也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利用“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结合“经世致用”这个新的概念，打出“公羊学”旗号，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成为他们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污秽、挽救社会危机的有力武器。康有为、梁启超等也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在传记性书籍中屡屡提到他来自常州庄氏的祖母，年少时，他与母亲曾寄居于庄氏家族位于常州西门的“星聚堂”，跟随堂舅父庄怡亭读书。在这里，庄氏“重视科举，擅长教育，耽于文翰，特立独行”的家族性格在瞿秋白素纸般的心灵上播洒下第一层描绘思想的烙印，聪慧好学的瞿秋白培养出了特有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独立批判，将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互参照，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创造了新的视角。（孔令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