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记载，鲁国宰相公仪休有个“拔葵去织”的典故:他知道家里种菜就通通拔掉，说自己有了俸禄还种菜，这不是与菜农争利吗？他看到妻子织布，就将妻子赶出家门、毁了织机，原因是妻子与女红争利。汉代董仲舒为此解释：“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即当官拿工资的不应该与民争利，更不能搞副业增加收入。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官吏的“义利观”，儒家讨论义利之辨，强调的是重义轻利。无论有什么利益，都要想一想是否合理，在价值排序上“义”优先于“利”。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汉代贾谊也说：“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都传递了这样的明确信号。

趋利避害是人的普遍心理，但一切都要以是否合理、是否正义作为评判标准。义利之辨，在宋明理学那里，义就是为人民，为大众谋利就是义，利就是为个人，为自己谋私利就是利。重义轻利的背后，其实就是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这既是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和党的宗旨决定的。

随着灰色收入及各类隐形福利的减少或消失，收入分配秩序的日益规范化，习惯于“得实惠”、“捞好处”的部分干部在“权力瘦身”中出现了较大的心理落差。加上轮岗交流机会减少、晋升空间紧缩、出路狭窄，许多人被头顶的“天花板”一叶障目，各种重利轻义的懒怠分子纷纷现出了原形：“推手式”干部深谙太极之道，对本职工作推三阻四、明日复明日，击鼓传花式地把工作和责任一推了之；“摆拍式”干部只撸袖子不干活，开过会、讲过话、发过文、作过批示，就算干完工作了。看似在作为，其实玩虚活。“等上岸”干部自诩佛系，将改革当做不作为的“挡箭牌”，或尸位素餐，或趁机调到清闲岗位、坐等安享晚年。“经商型”干部善于“一心二用”，吃着“公家饭”、工作当副业，只管挣“私房钱”。如若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延滞工作落实，而且会助长“鞭打快牛”现象，让实干者寒心，甚至会产生‘溢出效应’，波及其他无辜干部，挫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追根溯源是重利轻义的价值观作祟，是信仰迷失、精神缺钙。在利益面前，在各种诱惑面前，党员干部的价值选择，根本上取决于其“精神钙质”的含量。今天我们强调“不忘初心”，为的就是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常怀一颗为民之心，经常给思想修枝打杈。周恩来经常与“我的修养要则”对表，谢觉哉经常和自己“打官司”，彭德怀每月“反省自查一遍”.....唯有常怀“民为本、利天下”之心，经常给自己体检、开药方，在道义和利益面前，才能够辨别是非、分清界限。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心”。萧伯纳说：“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隐藏有一匹脱缰的野马，如果你不去紧勒缰绳，时刻都会有大祸临头”。正确的义利观就是驾驭这只野马的“缰绳”，就是守望平安幸福，走好从政之路的“秘诀”。(顾圆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