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本名古屋参赛,一举荣获4项冠军,使世界乒坛为之震动。比赛期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员进行了友好的接触。在这种接触中,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了访华的请求。
为此,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的问题,给周恩来写了报告,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主要是因为美国乒协坚持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前不久就支持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国际乒联。
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要求,也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在报告上批示:“可以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在报告末端,他写了“拟同意”3个字,并将报告转毛泽东审批。
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对毛泽东的这一决定的意义,周恩来深有体会: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决定一经做出,周恩来迅速组织实施。4月7日,周恩来嘱告外交部立即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当天下午,美国代表团开会,团长格雷厄姆·斯廷霍文宣布:访华事已得到政府许可。这时,场外挤满了各国记者。斯廷霍文说:“我感到非常高兴,心情与其说是兴奋,毋宁说是惊讶。”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中国要同美国改善关系的“一个认真的信号”,“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一时间,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美联社东京当日电说:“20年来在恢复美国和中国已经中断的对话方面所采取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步骤,竟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乒乓球比赛场”。法新社8日电说:这是“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共同社巴黎电称:法国外交人士评论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说:“中国的邀请是慎重研究之后发出的。因此,乒乓外交可能会使改善中、美关系的工作取得成功”。
于是,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行动,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导演下有趣地开展起来。
4月9日下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东京羽田机场,当晚飞抵香港,受到中国旅行社人员的迎接。下飞机后,代表团团长、美乒协主席斯廷霍文说:“我们很高兴,喜欢得要发狂似的。我们希望此行将促进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国际兵协国际部主任罗福德·哈里森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促使美中两国达成较多国际谅解的先锋。”
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起到达北京的,还有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为向美国政府传递信息,周恩来给美国代表团以特殊的优待,抽出时间亲自接见了这些初次进入“红色中国”的美国人。接见地点,选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时间是1971年4月14日。这是一次精彩的会面。
周恩来首先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中国古语,欢迎美国朋友。会见时,美国男乒运动员格伦·科恩询问周恩来对美国青年中流行“嬉皮士” 的看法。他用一段富有哲理的话回答说:“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求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各种思想都要通过实践检验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
整个会见,妙趣横生,笑声不断。所有在场的美国人都被周恩来的坦诚打动。中国总理并不强加于人但却让你心悦诚服的谈吐,令美国队员们由衷地敬佩。
会见快要结束时,周恩来称赞美国乒乓球队应邀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他断言:“中美关系,打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举动和谈话很快通过美国人自己传到了白宫。这回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明白了中国式的外交艺术。基辛格认识到,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与不久前将斯诺安排在北京天安门相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后来做了这样的评论:“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基辛格实施“波罗行动”
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国方面又向前走了一步。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一份口信式的文件——《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这份《口信》说:“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4月24日,这份《口信》由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直接转达给尼克松总统。29日,尼克松以口信方式答复,表示愿意接受邀请。5月17日,美国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正式答复中国: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 ”。尼克松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中美两国秘密的预备性会谈,周恩来着手研究制定中美会谈的方针。 5月25日,他召集外交部核心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的答复口信。26日,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
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报告》还有针对性地解答了一些对中美会谈存有疑虑的问题。《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当天,周恩来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6月2日,周恩来的口信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转交给基辛格。当基辛格把打成正式文件的周恩来口信交到尼克松手中时,这位美国总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满意地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向晚饭后不喝酒的尼克松,破例斟了两杯白兰地,与基辛格干杯庆贺。基辛格感慨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尼克松顺势突发奇想地说:“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吧。”
一边擅长“乒乓外交”,另一边实施“波罗行动”,封冻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就这样缓缓地开启了。
为了做好同基辛格举行预备性会谈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多次召集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接待工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他在强调这次中美会谈的重要意义时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20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的傲慢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首先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7月9日中午12时25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人员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波音飞机秘密抵达北京郊区的南苑机场。
基辛格一下飞机就钻进了大红旗轿车,车子很快就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贵宾,安排住在5号楼。
16时30分许,周恩来来到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
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些夸张。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也笑了笑,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当介绍到理查德·斯迈泽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基辛格介绍到温斯顿·洛德时,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还跟着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开起了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啊?”
周恩来的一番话,使基辛格一行原本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
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同他举行了6次共计17小时的会谈。双方就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时间安排等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在周恩来极为儒雅的谈判风度中,贯穿着一个十分坚决的态度: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做了这样的表示: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的话,充分反映了美国政府政策上的两面性。在周恩来看来,分歧只能慢慢解决,先要把共同点确定下来。在几轮艰难的谈判后,基辛格没想到会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这次秘密访华非常满意。正像他自己所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美国人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秘密访问迟早要公开化。为此,双方一致同意发表联合公告。10日晚,周恩来与基辛格就此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进行了商谈。
联合公告如何措辞,双方再次出现争议,主要集中在3处:一、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尼克松来访的适当时间。
对第一处,中国方面在起草原稿时,说明是尼克松主动提出要求,由中国邀请。基辛格提出异议,说这样写让人看了觉得尼克松总统像个旅游者,美方不能接受。
这一点说到底是个“面子”问题。周恩来充分考虑到尼克松的面子,将原稿改成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由周恩来邀请。仅仅“获悉”两个字的改动,解决了使大家为难的问题。双方都对这一修改拍手称妙。
对第二处,双方都不回避要“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障碍,而美国方面却不同意在措辞上渲染台湾问题。经过讨论达成协议: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言下之意,台湾问题是共同关心的,但并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对第三处,为便于美国方面灵活安排,尼克松来访的时间,写明年5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
拿到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非常满意,他清楚,中方已经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因此,他干脆在“接受邀请”几个字前加上了“愉快地”几个字。
双方皆大欢喜。稿子基本定下来后,心情畅快的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随着基辛格的离去,周恩来的形象、风度,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他的脑海里。回到白宫后,基辛格在他住的那幢西班牙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大谈周恩来,赞赏有加。以至尼克松后来这样回忆:“基辛格归来时对我说,周恩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尽管基辛格像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
基辛格后来也把自己的这种印象写进了回忆录中:“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基辛格一行离开北京的第5天,即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的内容相同的公告。
这则公告的发表,立即震惊了世界——长期对立的共产党中国与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美国走到了一起!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着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3个月后的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具体安排,并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还就台湾、印度、朝鲜、日本、南亚次大陆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这次基辛格从容地在中国待了7天,当时周恩来刚处理完林彪事件不久,不顾紧张、劳累与基辛格会谈了10次。
对于尼克松访华时的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事先准备了一份经过尼克松审阅和批准的草案。这个草案长约3000字,包括了访问情况、两国关系的一般原则、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台湾问题等4个部分,是按国际惯例的老套路起草的。草案在含糊其辞地强调共同点的时候,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有意回避不谈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方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10月22日下午会谈时,基辛格将他绞尽脑汁搞出来的这一草案提了出来,此时,他们对这个公报草案非常得意,觉得这是一份“杰作”。没想到周恩来很不满意美方起草的草案,他指示章文晋:由我们另外起草一份对案。并提出: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取美方草案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各说各的”原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
中方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拿出了另一份非常独特的公报草案,它完全打破了老一套格调。在中方草案的序言中,概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基本情况。第一部分要求各自写明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立场。中国方面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美方部分留下一些空白页由美方自己写。第二部分吸取双方共同点明确了建立中美关系的共同原则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各自说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第四部分写明改善双边关系的某些具体建议。
中方草案递到美方手中,经过一番解释和紧急磋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终于明白了中方草案“求同立异”精神的奇妙之处。
正在基辛格与周恩来谈判的时候,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一结果,连一贯以精明著称的基辛格也没有预料到。
经过反复商谈,基辛格接受了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美方的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双方终于就公报草案达成了初步协议。
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开钓鱼台国宾馆时,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传到了。11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来到钓鱼台与基辛格话别时,悄悄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而对基辛格则守口如瓶。毕竟,此时如告诉正春风得意的基辛格,定会使其难堪,这不是周恩来为人处世的方式。
乔冠华负责到首都国际机场送行。车子开动了,乔冠华和基辛格同乘一辆红旗轿车。两位外交家不知不觉聊到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间问题。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中国能恢复席位吗?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中国席位提案进行表决。”乔冠华明知故问。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友好地一笑:“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我看不见得吧!”乔冠华仰面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基辛格根本没有察觉的无比自豪。
(本文系《大智周恩来》节选 作者:胡长明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原载于2014年1月22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