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脍炙人口，与共产党人的最高境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范仲淹两岁而孤，四岁时便随继父迁至长山，苦读于醴泉寺中。因家境贫寒，每日用两升小米煮粥，待隔夜凝固后分成四块，辅食腌菜以裹腹。成年后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日冷水洗面，饥时喝粥度日，却从不叫苦。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及第，开启了居庙堂之高的道路。

过惯了苦日子的范仲淹并非见钱眼开之人，相反出身寒门的他从小就养成了正直无私的品行。据《东轩笔录》记载， 范仲淹年轻时贫穷潦倒，寄居在睢阳一户姓朱的人家里，经常和一个术士游乐。术士病危时将秘密和盘托出，称自己擅于把水银炼成白金，由于儿子年纪尚幼，需将秘方和已经炼成的一斤白金交由范仲淹保管，不等范仲淹推辞便气绝身亡。十几年后，范仲淹当上谏官，术士的儿子也已长大成人。范仲淹便将来龙去脉告知术士之子，并将白金交还。“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识宛然”，丝毫没有打开过的痕迹。

在历史上，人们给范仲淹的评价非常高：“其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有人说是因为范仲淹是个性情中人，敢于直抒胸臆，从其文风和行事便可预见。但我想更多的是他忧国忧民、为国为民，才被王安石冠之“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的精神境界。

公元1029年，范仲淹上疏宋仁宗，谏言太后寿诞事宜应从简，不应“混淆家礼与国礼”。同年又上疏太后，请求“还政仁宗”，最后遭贬。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范仲淹写道：“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四年后，范仲淹上疏“废立太后”得罪了宰相吕夷简，再次遭贬；又于公元1036年党佑之争中进献《百官图》，批评吕夷简在朝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与吕夷简结下不解之仇，直接被贬至江西饶州，一路向南，尽显凄凉。范仲淹丝毫不以为意，作《灵乌赋》回应朋友梅尧臣，同时也在告知世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也是这“三光”风范让他在人格上获得了宋代以来历代文人的认同。

范仲淹一生没少经历低谷的磨练，同时也曾有过辉煌的时刻。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上门为孩子提亲的人接连不断，几乎要将范家门槛踩破。旁人观范家吃穿节约简朴，料想府中肯定积蓄甚多，毕竟怎么说也是个宰相府。长子范纯佑的相亲对象在婚前想要点像样的家具、衣服，但范仲淹始终不依，再三向儿子叮嘱：“现在国家困难，老百姓也很穷，你结婚时不能添置昂贵的家具和华丽的衣服，一定要和普通人一样，勤俭办婚事”。女方无奈，退而求其次要一顶绫罗蚊帐，实在不行女方自己做一顶也行。谁料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后气愤地说：“勤俭节约是我的家风，也是做人的美德，我家是不行讲排场的，就是她家里带来了绫罗帐子，我也不许她挂，不能乱了我的家法。”

女方原本以为范家吝啬，担心嫁过去之后受委屈，心中不免踌躇。然而没过多久，一个小插曲改变了她的想法。

范仲淹一向教导子女要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其子范纯仁从苏州运粮前往四川，回程时偶遇友人石曼卿，得知友人亲人离世却无钱运柩返乡，便慷慨解囊，将满船麦子相赠。回家后范纯仁告诉父亲自己路遇友人被困丹阳，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听到儿子说已经这么做时，范仲淹开怀大笑，连连称赞：“你做得对。”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达情怀由此窥一斑见全豹。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写碑文：“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不难看出，先忧后乐的思想节操是范仲淹一生的人格写照。范仲淹的忧乐情怀，正是我们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孔令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