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乐天狂生不变的清与白
在野史传闻中,白居易的母亲罹有心疾,当然这只是一个文雅的称法,用学名更直接:精神分裂。饶是如此,因着记忆中幼年难得母慈子孝的温情,他依然事亲至孝。带来生命的伟大和恩赐如此磅礴,其他的困苦艰难,实在都不是事儿,潜在骨子里的癫狂出格基因,大抵也混着跌跌撞撞的非常节奏。
作为一个十来岁就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少年奇才,他在今后的人生里也始终在强调这种“恃才傲物”的淡泊超脱,但穷苦和疾病恐怕是世界上最难隐藏的两样东西,为了能够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他没有多少挣扎地选择了仕途,不远千里地离乡别井,去都城长安,谋一份好的前景。
然而长安城的柴米油盐,样样都所资不菲,在长安安居,又如何能居易?“薄俸未及亲,别家已经时”,侨居异乡的他时常在夜里担忧老家的亲友,甚至忧心到夜不成眠。
贞元十五年,大龄青年白居易终于通过常科,在千军万马中杀出一条血路,进士及第,在此之后,由于没有显赫家世作傍,他又继续着马不停蹄地考试之路,所幸的是,没有多久他就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得以被天子宪宗赏识,做上了翰林学士。
一年后,他再次被提拔,官居左拾遗,天子近臣,位卑权重,薪俸自然水涨船高,家庭的重担一时间得以松绑。
可是主管供奉谏言,上书廷诤的这个岗位,实在是太容易得罪人。白居易却好像浑然未觉,为了感谢宪宗的伯乐之情,他兴奋地写下《新乐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天下间有任何不平都需要他白居易来鸣一鸣。
对于百姓的疾苦,他感之如切肤,《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对于官吏贪腐,他恨之及咬牙,《阴山道》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多来一倍。
因为在风云诡谲的朝堂之上坚持正道直言,他不出意外地遭到打压和贬谪,才华横溢又如何?宪宗也烦了他瞎说大实话的狂直。
开启了困难模式的白居易倒是没有多少朝官的失意沮丧,反而在治地继续发光发热,天子可以对我有意见,但我白居易要尽好为人臣应有的本分。
杭州刺史三年,他一直安贫乐道,当地的政风在他的辖下一片清和,百姓有口皆碑,他为了贮蓄湖水灌溉农田而兴建一道长堤,被称之为“白堤”。他在卸任时,却还写诗罪己:
“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一任三年,从来没有贪墨,临行前取了天竺山一二石片纪念,也感觉一石抵得上千金万两,依旧痛感自己伤了些清白。
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
这位乐天居士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宦旅后,在晚年回到了梦许良久的第二故乡长安,官是越做越大,没了少时衣不盈箧的窘迫,可彼时物是人已非,当年弹劾过的贪官多以伏诛,少时同出明经科的好友元稹,也在多年前久病辞世,“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这位守住了初心的老臣在京城皑皑漫天的飞雪中,怀想着一生的得与失,清与白。
包拯:最铁的黑面判官,生而逢时的“无情客”
和白居易一样,包拯也事亲至孝,28岁就考上进士科的他,为了侍奉双亲,硬是晚了十年才入朝为仕。
但是大器晚成的老包没有丝毫浪费怠慢,用超快的功率赶进度,很快就实现了官场逆袭,开挂般的“平仄仄仄”中,26载为官,25次升迁。不需要羡慕他的运气,老包朝中无人,家世普普,还真就靠的是一身正气,画本小说里那个善断案的包公,基本上算是基于一丝事实真相之上的许多戏剧化杜撰,他的主要输出还是在谏言。
这里还是要感慨一下,虽说和小白一样,也是一个敢说大实话的耿直BOY,老包还是多了一丝对于时事的熟稔,唐宪宗时代的大势被宦官和节度使把持,宪宗这个皇帝都做的摇摇欲坠,得靠看这两方脸色过日,白居易把两边都开罪了,这是宪宗不愿意看到的。
包拯不同。
他的上司是谁?是以“仁”闻名的好脾气皇帝宋仁宗,这位官家天性仁孝宽裕,对下官的直言敢谏容得下,听得进。皇帝做的清平仁和,属下们也都不吝犯颜上疏。
这简直是整个宋王朝最好的时代!不仅仅是出仕较晚的老包,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在政务上竭心尽力的给皇帝找茬,朝堂之上,经常上演怼天怼地怼BOSS的群口相声。
为了不老犯错,仁宗这个皇帝当的也很认真。
老包生而逢时,官场转的也是如鱼得水,但这并不有碍他的秉公执法,现在常常被提及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乃出包拯之口。
这一年,包拯调任庐州知州,回到原籍担任父母官,当地的父老以为可以沾沾本乡本土人的亲缘光,自发前去拜门头,却不料一律闭门羹招待。自家娘舅犯了事,以为“家丑不可外扬”能关起门来大事化小,谁料老包公堂端坐,明镜高悬,依律痛打七十大板。
“外甥打舅,不认娘亲”成了百姓口中的美谈,但也有好事之人说他沽名钓誉,故作姿态,对此他不置可否,赋诗言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圣贤的教诲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我包拯不敢有一丝懈怠,只愿身体力行,供养天家的清平盛世。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无情又无私的铁面公心,包拯在后世的形象是一个黑面上明月当空,用自己的清正廉明,照亮了一方清明之境。